这个案子如果不是同学介绍来的，我是断然不会接的，因为与自己的专业并不对口。但律师这个职业作得久了，案件虽然业务领域不同，但操作要点是相通的，因此办起案来并不困难。

这是一桩幼儿园人身侵权案件，七年前，孩子在幼儿园 课内活动期间被另一个孩子撞伤了面部，当时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只是皮肉伤，且肉眼无法看出任何伤口，只是摸上去感觉有硬块。但过了几个月之后， 被撞的部位从口腔里摸起来仍旧是一个硕大的、坚硬的组织，辗转了N家知名医院著名专家仍无法从医学上给予明确的治疗方案，得到的诊疗方案永远都是六个字： 观察，不适随诊。事情过去七年，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并发育，伤处还是那个顽固不化的硬块，且已经影响了孩子的面部发育及颌骨发育，导致面部出现轻微不对称， 微笑起来嘴型不对称。且这种状况可能会一直陪随孩子的整个人生，即使手术也面临巨大的风险，以及未来发育过程中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

刚刚接手这个案子时，预估了很多困难，比如时效问 题，证据连贯性问题，因果关系认定，事实是否认可等，但这些困难从技术上讲，很多是可以克服的，但每一个问题又都可能阻滞这个案件的顺利进行。但无论有多 少困难，我的预计是，除了因果关系之外，其他都“应该”不是问题。因果关系不在我们掌控范围内，而其他问题是可以掌控的。

这个伤害给当事人造成的痛苦已经持续了八年，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伤害造成的后遗症越发明显，孩子的母亲为了给孩子讨一个说法找到了我。从开始与她接触，指导她收集证据，到她真正委托，中间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案件的疑难问题在于：当事人走遍了北京所有知 名医院及著名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是“观察，不适随诊”，这六个字，让当事人几年来的心情一直处于忐忑不安中。为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我们整理了前后几十 次看病记录，归纳了所有医院、专家的观点，我上网搜集了这类病例的医学知识及后果，拍摄了孩子现状的照片，整理了多年前的录音资料。

一切准备就绪，顺利立案了！当事人太紧张了，就连 立案成功这桩我们看来的小事，都激动得掉了眼泪！她一直以为“状告无门”，被别的律师判了死刑的案子，在事隔八年之后竟然这么顺利就立案了。我们没有身处 当事人的位置，无法体会她的百感交集，也无法体会这么多年四处求医问药的艰难，立案成功意味着终于看见法律维权的曙光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了法官电话，声音听起来很温暖，态度很和善，法官明确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号：对方想和解！而且是一次性解决！问问我们心理的预期值。 有了这个明确的信号，官司似乎已经胜了一半——伤害事实被认可了，赔偿是肯定的，就是多少问题！有了这个底线，剩下的就是怎么让法官和对方相信我们提出的 金额是合理的。

由于我们起诉的是阶段性治疗费用，之前并没有想过一次性了结的金额以及后果。既然法官抛来了这个信号，那我就“什么是一次性解决”给当事人好生地讲解，告 诉她这样解决的优点和缺点，并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预估赔偿金额。我还安排当事人亲自与法官电话沟通，介绍孩子的情况，又让当事人把孩子的发育现状与正常状 况不一样的照片直接递到法官手上。

起初，当事人对“一次性解决”这个突如其来的方案 有些措手不及，纵使我和法官轮流提示她风险和优势，她都无法从内心去理解这个问题。后来终于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但双方对赔偿金额实在差距较大，无奈作 罢。其实当事人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作“一次性和解”决定的压力很大，让她快要崩溃，怕万一将来后悔对不起孩子。另一方面，案件这么快就见到了胜利的曙 光，有些措手不及，第三，别人添油加醋，而不是客观分析，胜利冲昏了当事人的头脑。当事人打电话向我哭诉，我安慰地告诉她，要保持一颗维权时的初心，什么 是初心？当初打官司时就想给孩子一个说法——父母亲努力过，这就够了，没想过赔偿多少，为什么现在案子明显有利于我们，却无所适从，不敢决定了呢？！当事 人听进了我的劝导，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鉴于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法官安排了开庭时间。

当然，与法官沟通的几个回合里，我已经掌握了法官 的审判思路，比如，我们的弱点是：病历不够连贯，尤其是对于最初的就诊记录无据可查；最初的侵害事实与目前的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需要由我们进行举证， 且鉴定结论会存在多种可能性，会有不确定性。每次与法官沟通完后，我会就法官提出的问题准备法律依据和相关资料。之后再找机会主动与法官沟通，就举证责任 问题向法官阐述我们的观点。任何一个案件都有它的独特性，再有经验的法官，也会遇到生冷偏僻的案例，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官要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 和能够沟通的态度。

事情到了这一步，无论开庭和和解，对我们来讲，看似都越来越有利。虽然法官没有明确表达赞同我的观点，但很显然，每次沟通都不再纠结于过去的问题，而是提出另一个新的问题，这意味着，之前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或不那么棘手了。

和解的同时，我也作了开庭准备，我的开庭准备就是在与法官不断的沟通中，不断修正我之前准备的法庭的审理重点，以及对方抗辩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的是“如何认定因果关系”的 证据。我又安排当事人走访了北京几家鉴定机构，对能否作因果关系，能作到什么结果，需要提交哪些资料，有些资料不能提交应该是谁的责任等等专业问题进行咨 询，必要时候，还亲自打电话与鉴定人员沟通，以避免当事人从中传话的不准确性。作好了这些准备，这个案件的成功已经达到了八成。

开庭的时间终于到了！

一见到法官，法官第一句话还是问，能和解吗？当事人一直纠结于孩子将来的状况会存在不确定性而难以决定是否一次性解决，加之双方赔偿金额差距较大，似乎并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法官把双方召集到一起，第一次面对面地谈和解问题。我就赔偿金额的合理性作了清楚的分析，用各种数据进行比较，又把孩子现状的照片提供给对方，并要求他们 带回去给领导看，最终，对方基本认可了我们提出的方案，但由于涉及到教委，毕竟双方的赔偿金额还是有一点差距，代理人没有权限代替领导拍板，因此，这次和 解告一段落。

随后，又与法官进行了几次沟通，在没有和解之前，一切的准备都要奔着开庭继续努力！我从事实，证据，举证责任，医疗消费水平等方面，进一步让法官相信我的观点：即使经历庭审，我们也会在法律上占领制高地，而不会甘败下风。

第二次走进法庭前，法官并没有给我们透露是否能和解成功。我们仍旧抱着“开庭审理”的心态作好了准备。法官核完基本情况，进入法庭调查阶段，了解我们就医 的过程后，话锋一转，就双方差距的金额询问当事人的意见，对方明确表态可以增加赔偿金额。我们在最初要求的金额基础上降低了一万元。在此之前，我与当事人 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就是否继续让步给当事人分析并提供建议。

终于，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方案！当事人边流泪边签字，也许真是百感交集，也许是喜悦，当然也可能会有遗憾，可以肯定的是，终于如释重负了！

总结这个疑难杂症成功调解的过程，无非有几点：第 一、碰上了好法官！法官一定要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要有开放包容的心胸可以接纳不同的观点，这些具备了，法律素养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否认的！第二、对方具有 诚信的品质。所谓诚信，并不是说，我伤害了你，就一定要立即赔偿你，而是说，我伤害了你，我不否认事实，这些就够了。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并不具有诚信的品 质，颠倒黑白，混淆事非，百般耍赖，这样的“老赖”应该被钉上道德的十字架。第三、有一个配合的当事人，很多工作让当事人辅助律师去作，效果会更好，比如 与法官沟通，在律师指导下收集证据，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等等，这些工作非常琐碎，但缺一不可。一个得力的当事人比一个得力的助理起得作用大得多。第四，有 一名敬业、技术好的律师。统领全局，把控重点，切中要害，细节到位，才能步步为赢。